作者：温伯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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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周在《北伐，到底难在哪里？》里聊了北伐的难处，很多朋友有不同意见，说刘裕北伐就很成功啊，你说的不对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其实吧，刘裕北伐也没有逃脱这个规律，这篇我们就来聊聊刘裕吧。

刘裕能成为南朝第一猛男，离不开时代赐予的机遇。

早在东晋成立的时候，荆州因为位居长江上游的地理优势，便拥有了两重属性，它既是东晋抵御北方政权南侵的第一线，同时也威胁着首都建康的安全，例如王敦、桓温等坐镇荆州的枭雄们，便产生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或者“改朝换代”的野心。

到了公元377年，随着荆州的势力越来越庞大，苻坚南侵的迹象越来越明显，东晋便准备组建一支直属的精锐部队，既能制衡荆州，也能抵御苻坚。

正好京口附近有大量的南迁流民，是那个年代的流氓无产者，战斗力非常强悍，于是宰相谢安便推荐侄子谢玄，到京口招募流民组建军队，得到刘牢之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猛男。

这支军队就是北府兵，在数年后抵御苻坚的战争中一战成名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荆州和京口，便成为东晋后期最重要的军镇，一举一动都能改变东晋的走向。

肥水之战后，谢安、谢玄、谢石相继离世，门阀世族失去了掌舵的人物，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便利用这个权力真空期，提拔会稽王司马道子统领东晋的军政事务，把门阀世族的权力收归皇族，彻底结束“王与马共天下”的格局。

然而，门阀世族能架空皇帝，司马氏诸王就不行吗？

司马道子给出肯定的回答——那必须的。

司马道子执政以后，很快提拔亲信占据关键岗位，甚至卖官鬻爵培养势力，达到了“势倾内外、远近奔凑”的程度，导致司马曜又感到威胁了。

怎么办呢？

司马曜的办法是，继续提拔亲信，安插到地方军镇统领兵马，和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司马道子互相制衡。

于是呢，司马曜任命中书令王恭为都督青、兖、幽、并、冀五州诸军事，青兖二州刺史，镇守京口。任命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荆、益、宁三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镇守江陵。

这样一来，荆州和京口两座军镇，直接向司马曜负责，司马曜也用内外制衡和文武制衡的手段，巩固了东晋政权。

但历朝历代都有个特点，即一个政治集团全面掌控政权以后，等掌舵人不在了，必然会爆发激烈的内部斗争，重新分裂成多个小型政治集团，再开始下一轮的火并。

如果能角逐出新的政治集团和掌舵人，王朝便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来除旧布新，如果始终是一盘散沙，那这个王朝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。

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和旧政治集团关系不深的人，成为新的掌舵人，组建了新的政治集团，在缺乏效忠对象的背景下，便要改朝换代建立新政权。

司马曜身后，东晋就完整的演示了一遍历史规律。

公元396，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喝醉酒，和三十岁的张贵人说：“汝以年亦当废矣，吾意更属少者”，你年纪太大了，我要和你离婚，再找个更年轻的小姑娘。张贵人大怒，老娘陪你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，当晚便用被子闷死司马曜。

对老婆不好的男人，终究要付出代价的......

东晋政局原本就是依靠制衡维系的，司马曜驾崩，15岁的太子司马德宗继位，意味着东晋政局失去了锚点，彻底打破了东晋的政治平衡。

于是镇守京口的王恭，统领刘牢之等北府旧将率先起兵，镇守荆州的殷仲堪统领南郡公桓玄、南郡相杨佺期举兵响应，以讨伐权臣司马道子的名义，向建康发起武力夺权行动。

然而，王恭和殷仲堪都不是乱世枭雄型人物，非常依赖麾下大将的忠诚和勇武。那么对于职业军人来说，仗都是我打的，凭什么还要听你的？节制军镇，你能做，我就不能做？

结果就是在京口、荆州和建康的政治军事博弈中，职业军人纷纷上位——

北府旧将刘牢之接受司马道子的橄榄枝，诛杀王恭，被任命为都督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徐、扬州晋陵诸军事，取代王恭镇守京口。

南郡公桓玄凭借桓温留下的名望和资源，诛杀殷仲堪和杨佺期，被任命为都督荆、江、司、雍、秦、梁、益、宁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江州刺史，彻底夺取长江上游，恢复了桓温的势力范围。

东晋最重要的两个军镇，就此落入桓玄和刘牢之的手里。

京口和荆州都更换了枭雄型领袖，那么接下来的唱主角的，便是桓玄和刘牢之。他们将接替王恭和殷仲堪，继续向建康发起挑战。

公元402年，桓玄起兵沿江东进，一路攻入建康，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部署的兵马纷纷战败，只能寄希望于京口的刘牢之，能挺身而出和桓玄决战。

但问题是，刘牢之不愿意。

东晋江山是司马氏的江山，享受荣华富贵的是司马氏诸王和王谢等门阀世族。想保住江山和利益，你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就让位，江山和荣华富贵由出力的人来享受。

所以刘牢之的想法就是：“自恃武材，拥强兵，欲假玄以除执政，复伺玄之隙而自取之”。

他的任命书是司马道子颁发的，不能亲自处理司马道子，所以要借桓玄之手除去司马道子，再以清君侧的名义讨伐桓玄，最终成为东晋的掌舵人。

刘牢之的想法很合理，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——政治。

随着刘牢之的放水，桓玄非常顺利的进入建康，废除司马道子，诛杀司马元显和亲信们，并逼迫皇帝司马德宗封他为总百揆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录尚书事、扬州牧、领徐荆江三州刺史，假黄钺，彻底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。

而刘牢之被桓玄任命为会稽内史。

在其他人看来，刘牢之接受了桓玄的任命，便是代表京口向荆州低头，以后就跟着桓玄走了。如果起兵反抗桓玄就是叛乱，掌握东晋军政大权的桓玄有足够的理由出兵平叛，也有足够的筹码封官许愿。

这就是政治里的势，一步慢步步慢。

于是刘牢之准备起兵讨伐桓玄、完成预定计划的时候，却发现大部分北府旧将都不支持他，刘牢之感觉没有立足之地，自缢而死。

刘牢之死了，意味着京口没有领袖，桓玄立即发起针对京口的大清洗，吴兴太守高素、将军竺谦之、刘袭等人被杀，冀州刺史刘轨、司马休之、刘敬宣投奔南燕，将军袁虔之、高长庆、刘寿投奔后秦。

刘牢之的京口一败涂地，桓玄的荆州一家独大，东晋的两大军镇暂时决出胜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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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刘裕在政治光谱上是京口的人，但在桓玄发起大清洗的时候，刘裕很幸运的躲过去了，甚至得到桓玄的信任，拥有领兵作战的权力。

因为刘裕的资历太浅，在京口的地位太低了。

刘裕是公元363年出生的人，年轻时是京口著名的街溜子，要么在街头卖鞋，要么在赌场耍钱，和刘邦、刘备一样属于典型的社会人，穷的老婆都娶不到。后来混着混着人脉渐广，竟然进入北府兵，做到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。

公元399年，用五斗米道招揽人心的孙恩起兵造反，很快攻克会稽、吴兴等郡县，拥兵数十万。

那时刘牢之已经诛杀王恭，统领京口的北府兵，于是东晋便派刘牢之出兵征讨孙恩。这次出征，刘牢之任命刘裕为参军事（参谋），准备给刘裕一次立战功的机会，助他出人头地。

恐怕刘牢之都没有想到，刘裕的命运齿轮就此开始转动。

到了战场上，刘牢之命刘裕带着数十人侦察敌情，结果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便遭遇数千人的叛军，除刘裕以外，侦察分队全部战死。

面对这种必死的局面，刘裕向死而生，举起长刀砍杀叛军，杀的浑身都是血。

而数千叛军看起来声势浩大，但能和刘裕直接交手的其实不超过十个，当他们看到刘裕拼命的样子后，立即就怂了，谁都不愿意冲上去送死，稍微犹豫一下便转身逃跑。

在冷兵器时代，士气是决定战局的第一要素。

当冲在前面的叛军逃跑以后，“畏敌”的情绪立即在数千人中扩散，最终演变成整支部队的大溃逃，刘裕举着长刀在后面追——“裕奋长刀仰斫杀数人，乃得登岸，仍大呼逐之，贼皆走，裕所杀伤甚众，独驱数千人。”

刘裕，一战成名。

此后刘裕追随刘牢之转战东南，屡立战功，公元401年就凭军功升为建武将军、下邳太守，进步非常快。

正因为刘裕是京口的后起之秀，桓玄才觉得，刘裕的地位不高威胁不大，是可以团结的对象，这才让刘裕躲过大清洗，保住一条性命。

但桓玄没有想到，刘裕在市井街头混迹多年，政治敏感性非常高，他在东晋末年的军镇混战中，发现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机会。

桓玄进入建康以前，刘裕请求刘牢之起兵讨伐，刘牢之不同意，准备再等等。桓玄进入建康以后，刘牢之要起兵讨伐桓玄了，刘裕不同意：“将军以劲卒数万，望风降服，彼新得志，威震天下，朝野人情皆已去矣。”

刘裕的这番话，说的就是刘牢之在政治上已经输了。

随即，刘裕返回京口联络北府旧将，准备讨伐桓玄。

因为刘裕断定，刘牢之的政治生命结束以后，肉体生命也必然结束，而桓玄代表荆州独掌朝政，极有可能谋权篡位。

到那个时候，团结北府旧将，成为京口的代表，然后以“匡扶晋室”的名义起兵征讨桓玄，便是顺天应人的事。一旦成功，刘裕便可以取代桓玄、刘牢之、司马道子等人，成为东晋新一代掌舵人。

王恭和殷仲堪想讨伐司马道子夺取政权，结果被刘牢之和桓玄截胡。刘牢之和桓玄机关算尽，他们又怎能想到，最终给资历浅薄的刘裕做了嫁衣裳。

历史的经验证明，小人物转动命运齿轮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判断局势，站在正确的方向上，然后借势前行，永不回头的走下去。

公元403年9月，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封桓玄为相国、楚王、加九锡，同年12月，桓玄即皇帝位，改国号为楚，完成其父桓温未完成的事业。

当时刘裕已经头角峥嵘，有人劝桓玄说：“刘裕龙行虎步，又出身京口，不如趁早除掉。”

桓玄轻蔑一笑：“我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可用者，俟关河平定，然后别议之耳”，我要平定中原定鼎天下，刘裕正好做马前卒，等榨干他的剩余价值，再杀不迟。

桓玄的政治手段还是差了一些，事实证明，做事不彻底是桓玄的政治软肋，没能彻底清洗政治对手，成为桓楚王朝崩塌的关键因素。

公元404年春，刘裕联合北府旧将刘毅、何无忌以及刘道规、孟昶、王元德、王仲德、诸葛长民等不满桓玄的人，共同起兵讨伐桓玄，具体计划是刘裕在京口起兵，刘道规和孟昶占领广陵，诸葛长民攻占历阳，王元德等人在建康做内应。

为了处理军中的文书往来，刘裕还任命刘穆之为主簿。

听闻刘裕起兵，桓玄立即派出兵马抵御，然而桓玄带来的荆州兵马都部署在要害地区，派去抵御刘裕的几乎都是北府兵，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战斗意志，刘裕打了几仗便顺利进入建康，桓玄逃往荆州。

整个过程轻松的不像一场战争，更像一场兵变。

而刘裕进入建康以后，被原来的东晋大臣推举为使持节、都督扬、徐、兖、豫、青、冀、幽、并八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刘穆之在刘裕的领导下处理政务，刘毅做了青州刺史，何无忌做了琅琊内史，孟昶为丹阳尹，刘道规为义昌太守。

随后刘裕发布了一道命令：“大赦，唯桓玄一族不宥”，凡是追随桓玄的都可以赦免罪行，但是桓玄一族必须死绝。

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和斩草除根，都在这道命令里了。

进行政治攻势的同时，刘裕派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等人西征，夏天的时候便诛杀桓玄，彻底清洗了荆州的军事力量，并奉迎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回建康。

公元405年3月，刘裕正式完成拨乱反正的功业，进位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徐青二州刺史，刘毅做了左将军、何无忌做了右将军、刘道规是辅国将军等等，都享受到丰厚的胜利果实。

这意味着，京口在暂时失败之后，完成了对荆州的绝地反击，成为东晋一家独大的政治集团。

当初谢安经营京口，就是为了制衡荆州和抵御苻坚，现在刘裕统领京口横扫荆州并清洗桓氏势力，便在事实上继承了陈郡谢氏的政治遗产，得到门阀世族的支持，继承刘牢之的军事遗产，得到北府兵的支持。

所以刘裕崛起的时间虽然短，但在风云际会之际，以最快的速度拥有了雄厚的政治军事资源，成为京口的代表、门阀世族和北府兵的代表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谁都不能否认，刘裕就是东晋真正的掌舵人。

3

一个国家的掌舵人应该是皇帝，如果大臣成为事实上的掌舵人，该怎么办？

曹操和司马懿的选择是再进一步，登基称帝改朝换代，把不合法变为合法，把暂时的官职转化为世袭的皇位。

现在刘裕也面临同样的选择，明白的人都知道，除了效仿曹操和司马懿，刘裕再没有其他出路。

即便刘裕想效仿霍光辅政，追随他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会同意的，毕竟他们都清楚，他们的身家地位都是用清洗荆州换来的，谁都不能保证，等他们离职退休以后，不会被另外一个政治集团清洗掉。

只有把刘裕推到皇位上，用改朝换代的方式，把既得利益固定下来，他们才放心。

所以刘穆之向刘裕说了一番话：“晋朝失政日久，天命已移。公兴复皇祚，勋高位重，今日形势，岂得居谦，遂为守藩之将耶？”

你没有退路，我们也没有退路，向前走吧。

而要改朝换代，刘裕必须做两件事。

其一是清洗京口起兵的同僚。

用刘穆之的话说：“刘、孟诸公，与公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义以取富贵，事有先后，故一时相推，非为委体心服，宿定臣主之分也。力敌势均，终相吞噬”。起兵功臣们和你是平起平坐的松散联盟，不是你的臣子，迟早要出乱子。

刘穆之的话是符合历史规律的。司马曜驾崩后，他亲手培养的政治集团能爆发混战，那么刘裕的政治集团，怎么可能安分守己呢？

更何况，司马曜是皇帝，有天然的合法性。刘裕起自布衣，如果没有绝对权力，他的政治集团迟早崩盘。

这个道理，刘穆之明白，刘裕明白，门阀世族和北府将领也明白。

于是刘裕在此后数年时间内，逐渐诛杀刘毅、诸葛长民、孟昶等京口起兵功臣，以及司马休之等东晋宗室。这背后没有整个政治集团的支持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
其二是北伐中原。

刘裕讨伐桓玄掌握了东晋军政大权，这份功业塑造了刘裕的政治地位，但也让“复兴晋室”成为刘裕的政治正确，他不可能和桓玄一样，直接废掉东晋安帝司马德宗，建立新的王朝。

要想改朝换代，刘裕必须建立超越前人的功业，堵住悠悠众口，让门阀世族、北府将领、郡县官员都感受到，刘裕就是迁都江南百年以来的第一人，比司马氏更有资格做皇帝。

要建立这样的功业，最佳选择就是北伐。

可以说，刘裕出兵北伐是为政治服务的，是讨伐桓玄以来的政治局势，逼着他恢复中原。

而此时中原各国的混乱局势，也给刘裕北伐创造了绝佳的条件。

公元405年，南燕开国皇帝慕容备德驾崩，太子慕容超继位，任命亲信公孙五楼为武卫将军，参与中枢决策，北地王慕容钟被排挤为青州牧，外戚段宏为徐州刺史。

慕容超的意思是，把靠近皇位的宗室和外戚都赶到地方，提拔没有继承权的外姓大臣处理政务，或许可以保住来之不易的皇位。

但是慕容超的做法，让慕容氏诸王和外戚非常不满，公孙五楼的野心也非常大，想把慕容氏诸王和外戚赶尽杀绝独掌朝政。

于是南燕爆发了一场内战，战败的北地王慕容钟、高都公慕容始、济阳王慕容凝逃往后秦，外戚段宏、征南大将军慕容法投奔北魏，公孙五楼做为胜利者，开始统领南燕朝政，以至于南燕出现了“欲得侯、事五楼”的潜规则。

这样的结果，完全违背了慕容超的计划，所以南燕皇帝和诸王的矛盾，演变成皇帝和权臣的矛盾，乱的一塌糊涂。

公元409年3月，刘裕决定利用南燕局势混乱的机会，统兵讨伐南燕。

他从建康起兵，经淮河、泗水到了下邳，留下船和物资步行到琅琊，一路上所有经过的地方都留下兵力驻守，可谓是步步为营。

而听闻刘裕到来，南燕的公孙五楼建议：

“出兵守住大岘山，堵住刘裕北上的路，消耗晋军的粮草。然后派轻骑兵沿大海南下，断绝刘裕的粮道。等这一切完成之后，再命兖州兵马，沿鲁中南山地丘陵东进。三路兵马围攻刘裕，让他有来无回。”

实事求是的说，如果按照公孙五楼的建议作战，刘裕北伐基本不会有战果。

但南燕皇帝慕容超和公孙五楼的矛盾非常大，觉得听了公孙五楼的建议，便是提高了他的威望，那皇帝岂不是成了摆设？

于是慕容超提出一个截然相反的计划：“吾据五州之地，拥富庶之民，铁骑万群，麦禾布野，奈何先自蹙弱乎？不如纵使入岘，以精骑击之，何忧不克？”放刘裕过大岘山，在平原上用骑兵击败他。

就这样，因为南燕的内部矛盾，刘裕兵不血刃的越过大岘山，直抵山东平原。

而失去关隘险阻的南燕军，被迫和刘裕在平原上作战，导致守没有地方守，打又打不过，半年后战败亡国，慕容超被送到建康斩首。

可以说，刘裕能顺利消灭南燕，一方面是因为能力强悍，一方面是东晋没有掣肘，另一方面是南燕有巨大的内部矛盾。

三个因素，缺一不可。

刘裕消灭后秦收复长安，其实也是同样的原因。

后秦皇帝姚兴的太子是姚泓，但非常喜欢广平公姚弼（三子），时间一长，后秦群臣都不知道将来的皇帝到底是谁。于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判断，要么支持姚泓，要么支持姚弼。

尚书左仆射梁喜、侍中任谦等人问姚兴：“如果陛下没有废立的意思，那就削弱广平公的势力吧？”姚兴不同意。大司农窦温等人劝姚兴：“陛下您喜欢广平公，不如立为太子？”姚兴不置可否。

后秦皇帝是这样的态度，那么激烈的党争就不可避免。

公元416年春，姚兴病重，支持姚弼的大臣们感觉不能再等了，直接起兵进攻皇宫，杀的血流成河。直到姚兴拖着病体抚慰禁军，才和太子姚泓的兵马联合起来平定兵变，并赐死姚弼。

经过这次动荡，姚兴的命元也消耗殆尽，太子姚泓即位，随即下令搜捕姚弼的党羽，展开血腥的大清洗。

这个时候的后秦面临皇帝换届、群臣人心惶惶、国力元气大伤三大困境，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，但刘裕没有给后秦休养生息的机会。

同年8月，刘裕出动六路大军讨伐后秦——

龙骧将军王镇恶和冠军将军檀道济，统领步兵经淮河、肥水奔向许昌、洛阳。

新野太守朱超石和宁朔将军胡藩攻阳城。

振武将军沈田子和建威将军傅弘之出武关。

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彭城内史刘遵考，统领水军经石门、汴河进入黄河。

冀州刺史王仲德指挥前锋，负责疏通巨野河到黄河的水路。

刘裕则统领主力部队，经彭城北上进入黄河，再一路向西奔向关中。

有准备的晋军打没准备的秦军，有稳定政治集团的东晋讨伐朝野混乱的后秦，久经沙场的刘裕对阵未经世事的姚泓，不论怎么看，赢面都是非常大的。

而且就在东晋北伐的时候，后秦的太原公姚懿称帝，齐公姚恢自称大都督，都准备攻入长安夺取皇位。虽然姚泓相继平定叛乱，但毕竟消耗了后秦的大量兵力，减轻了刘裕北伐的难度。

此外定都大同的北魏、定都统万城的夏国，都没有出兵干涉刘裕北伐。

因为北魏大臣崔浩向皇帝拓跋嗣建议：

“裕克秦而归，必篡其主，关中华戎杂错，风俗劲悍，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，此无异解衣包火，张罗捕虎。虽留兵守之，人情未洽，趋尚不同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。秦地终为国家之有，可坐而守也。”

崔浩说的很明白，刘裕北伐就是立功名的，灭了后秦就要回去改朝换代，即便留下兵马也守不住关中。刘裕消灭后秦，正好帮我们扫清障碍。

夏国的赫连勃勃也说：“裕取关中必矣。然裕不能久留，必将南归，留子弟及诸将守之，吾取之如拾芥耳。”

他也要利用刘裕北伐立功名的私心，实现自己夺取关中的野心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东晋的北伐军陆续攻克许昌、洛阳、虎牢关、武关、潼关等城池关隘，公元417年8月，王镇恶攻破长安，姚泓出城投降。9月，刘裕抵达长安，把姚泓和后秦礼器送回建康。

回顾刘裕北伐后秦，可以说晋军善战、后秦混乱、东晋没有掣肘是战场小气候，北魏和夏国没有出兵干涉是国际大气候。

五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刘裕通过两次北伐建立了无人能及的功业，成为南朝第一人，给他的政治生命，奠定了夯实的基础。

4

刘裕北伐成功后，到底有没有想过坚守长安，巩固胜利果实呢？

实事求是的说，有，但不坚定。

刚消灭后秦的时候，刘裕想留在长安经略西北，并把东晋的首都迁到洛阳，但晋军将士都是南方人，都想回去论功行赏，不愿意留在西北。王仲德也说：“今暴师日久，士卒思归，迁都之计，未可议也。”

于是刘裕就不提这件事了。

公元417年11月，留在建康替刘裕处理政务的刘穆之病逝，刘裕感到后方空虚，害怕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出现闪失，便于12月回师建康。

临行前，刘裕任命年仅十二岁的刘义真为都督雍、梁、秦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领雍、东秦二州刺史，替他镇守长安，并任命王修为长史、王镇恶为司马、沈田子和毛德祖为中兵参军，留在长安辅佐刘义真。

这两件事再次说明，刘裕北伐是为政治服务的。

在政治利益有保证的前提下，他愿意北伐立功并巩固胜利果实，但在政治利益出现危机的时候，他必然要回到建康，经营老根据地。

对于刘裕来说，长安是锦上添花，建康才是命根子。

而且刘裕离开长安前，给沈田子留下一句话：“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，彼若欲为不善，正足自灭之。卿等十余人，何惧王镇恶。”

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，在关中有极高的人望，又是北伐功臣，在晋军中地位极高，所以“南人皆忌之”，为了安抚南方人，刘裕说了那句话，给了沈田子等人诛杀王镇恶的特权。

这件事说明，南人和北人的地域隔阂非常深，而刘裕是偏向南人的。那么即便刘穆之不死，刘裕留在长安经略西北，基本上也是重用南人，无法给北人提供上升通道，更不可能在精神上安抚北人。

这样的话，刘裕经略西北也是要失败的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刘穆之的死，让刘裕在最辉煌的时候抽离出来，避免了北伐速胜速败的命运，把所有可能到来的恶果都留给继任者。

后来的事，正是这样演变的。

公元418年，沈田子诛杀王镇恶，王修再杀沈田子，刘裕留在长安的领导班子崩盘。随即关中大乱，夏国的赫连勃勃攻入长安。

北伐的成果只维持的一年。

那年刘裕已经56岁，不再是那个追着数千人跑的前线将领了，他是京口的领袖、东晋的掌舵人，必须对支持他的门阀世族们负责，对北府兵将士们负责，但不能对天下负责。

这样的历史使命，在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的那一天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
所以听到长安失守的消息，刘裕无能为力，“登城北望，慨然流涕而已”，他必须抛开北方的杂念，开始做一个政治家该做的事。

公元418年正月，刘裕任命族弟刘遵考为并州刺史、异母弟刘道怜为徐兖二州刺史、亲子刘义隆为都督荆、益、宁、雍、梁、秦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侄子刘义庆为豫州刺史。

他在效仿曹操和司马懿，重用亲族，营立自家门户。

公元418年6月，刘裕进位相国、宋公、加九锡。

公元419年7月，刘裕晋爵为宋王。

公元420年6月，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，刘裕登基称帝，建立宋国。

除了王导、陶侃、温峤、谢安、谢玄等五位名臣后裔以外，东晋大臣能保留爵位的，无不是追随刘裕在京口起兵并南征北战的功臣们，而谢瞻、谢晦等门阀世族的成员们继续留在中枢辅政。

整整用了十六年的时间，门阀世族和京口功臣们，终于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，彻底夺取了南方的政权，巩固了胜利果实，不用再担心荆州或其他政治集团的反攻倒算。

可怜数十万将士的鲜血，换来一家一姓的尊荣，数百家门阀功臣的富贵。

刘裕固然是英雄，但他在风云际会之际崛起，受到太多的牵绊，毕生做事有太多的不得已。他的两次北伐是永嘉南渡以来最光耀的事，但也是南朝最后的余晖。

六朝何事，只成门户私计罢了。

刘裕和他的政治集团成功了，但他们的成功，也证明了中国的出路不在南方，而是在北方，在那个农牧交错的代北苦寒之地。点击「温伯陵的烟火人间」阅读原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