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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至少比我一个人独自沉沦要好得多”，当《猫癣》的主人公表达这层意思时，我们不得不采取互文性阅读模式，在该篇小说与闪耀在五四新文学开端的那篇“受戒者的文学”之间牵起丝线了。对于熟悉《沉沦》的读者来说，读到《猫癣》中出现“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孤冷与自傲秉性，终是在我与世人之间砌起了高墙”这样的句子时，就应当想起一百多年之前，有位旅日学生曾说“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，愈筑愈高了。”我愿意相信，每一篇在此刻被写就的作品，都在同时对着当下的读者与过去的文学史进行表达。《猫癣》一面与《沉沦》脸对脸，不知是要挑衅还是想表达亲昵，一面则以诡异的眼神望着读者，既像“黑猫”，又像“乌鸦”。

与《沉沦》的主人公类似，《猫癣》里的“我”与亲人的关系勉强维持，打心底里抵触甚至厌恶日本同学，与在日的中国同学也难以正常相处，最终落得个“孤独”的境地。人际关系全面沦陷，“生理—心理”领域成了重灾区，自慰是导火索。相较之下，《沉沦》的主人公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心理和精神出现了问题，即使是忧心于自慰的恶果时，萦绕在其脑海中的仍是“身体发肤不敢毁伤”的“圣训”与“郭歌里”的前车之鉴。《猫癣》的主人公则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一样，早就不以自慰为异，所要面对的是切实的生理问题：前列腺炎。这一有趣的病状，据主人公来说，是“写作所带来的职业病”，于是，当下的写作行为被自然而然地类比于“自慰”。回头看《沉沦》，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从未真正进行当下个体劳作意义上的“写作”，他的英诗翻译在田野上开展，他的旧体诗创作是在侍女与酒精的怂恿下写就的。稍加提炼，《沉沦》里的“文学”是一种行为、动作、自我展演，《猫癣》告诉我们，这般“文学”几近灭绝。

在郁达夫心目中，一次理想的“沉沦”需在一个气度非凡的舞台上被展演：国族矛盾为主旨、Wordsworth为嘉宾、美不胜收的自然环境为布景。《猫癣》中的“沉沦”则截然相反：狭小而干湿不分离的卫生间、卑琐的日常生活、就连主人公的阅读视野都被局限为日本现代文学课上的“森鸥外、太宰治”（当然，可能是Wordsworth落伍了）。风云激荡的时代不再有，的确，诚如作者在小说一开头就表明的，这是一个后疫情时代的故事，一切都变得封闭、均匀、无趣（当然，这只是一部分人的身心感受，还有许多人被疫情搞得天翻地覆横冲直撞）。全球化的疫情使“旅日”变得可疑：主人公在小说中鲜少与日本人有直接交流，甚至连风俗店的女孩与强买强卖的大哥也都是中国人。灵与肉的冲突被压抑在斗室之内、本民族之内、母语之内，于是“灵”几乎湮灭，“肉”也颓靡不振。这便是我所理解的“低姿态沉沦”。

这般“沉沦”发生在一个“黑色系”（请允许我挪用这个说法）的环境中。黑猫、乌鸦、莫名的飞虫、错买的巧克力馅的山崎面包、“我”的“一身黑色”等意象，充盈于此环境中。尤其是黑猫与乌鸦，与爱伦·坡的小说《黑猫》与诗作《乌鸦》有直接的亲缘性。在爱伦·坡笔下，黑猫与乌鸦都各与一位女性有深刻的关联：黑猫仿佛是小说中被杀害的妻子的一个化身；乌鸦则不断地宣告“我”死去的恋人“永不复焉”（曹明伦译）。而在《猫癣》中，黑猫“芝麻”（一个好名字！）与“我”互为镜像，乌鸦则像是被“我”的潜意识悬置在窗外对“我”进行监视与警告的具象化符号。所以，《猫癣》中的“黑色系”是全然的自我消耗、屏蔽，是神秘化，是只笼罩在个人头上的乌云，无意于关切第三者。

于是，在这稍显单调与逼仄的写作空间内，“塑料袋”和“藓”成为了关键的结构性隐喻。两种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难以消解。在小说的开头，得知黑猫误食塑料袋需要花费一万元来做手术，母亲表示“凡是动物一定能将无法消化的物体排泄出来”，翻译一下便是：个体的隐疾终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消解。这一判断所流露出的介于愚昧和犬儒之间的心态，时常游走于现代社会之中，人人都知道是错的，但人人都不免抱着侥幸心态存有之。在小说结尾，当幻觉中的黑猫要吞食“我”时，“我不知是否中了幻术，身体开始变得轻飘飘的，全身使不上一点力，像变成了黑色的塑料袋。”这一设置一方面再次显示了“我”与“黑猫”的绑定乃至相融合的关系，另一方面则对母亲的判断做出了悲观主义的回应：个体的隐疾不可能自动消解，而且长久以往，个体自身都会被同化为一种隐疾，渴望被转移到他者身上。《猫癣》的作者没有进一步使得“隐疾”蔓延：猫癣没有传染开去，“我”与外界最生动的接触也只是一场流血的搏斗，缺乏内在的深度。《猫癣》的哥特式结尾在我看来是诗的，而非小说的：作者拒绝幻想，接纳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外在氛围，作为报复，将之投掷进“黑色系”的深渊中去无限循环。

2023年7月